“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炳焕皇猷，权舆治道。可自庚申年五月十九日，建元为中统元年。”
    此时忽必烈尚未将他政权定名为“大元”，但是这份诏书，已经种下了这个种子。
    当月二十七日，忽必烈指责阿里不哥谋反，紧接着大赦天下以市人心。
    新生的忽必烈政权，看似繁花似锦，实则内忧外患。
    外患自然在于他的胞弟阿里不哥，此人纠结了大部分的传统蒙古势力，准备与他争夺汗位，极为难缠。当初成吉思汗和窝阔台两任大汗对有功之臣和子弟大分封，在蒙古高原两侧产生了两个贵族集团，也就是大兴安岭一带的东道诸王和西域的西道诸王。如今西道诸王大多支持阿里不哥，而东道诸王支持忽必烈，形成了危险的分裂局面。
    更西边还有一个西征未归的旭烈兀，暂时还未表态支持哪一方，不知是对汗位没有兴趣呢，还是准备做渔翁呢？
    而内忧就更严重了。蒙哥汗之前大举攻伐南宋，看似打得不错，胜利一个接一个，实际上大大透支了北地的国力。为了获取资源大肆征发民力，生产被耽误了不说，还产生了大量逃亡现象和民乱，因此今年的生产和税收情况很不乐观，不知几年才能恢复过来。更别说还有遗留的世侯问题，各地世侯越来越庞大，眼看着就尾大不掉了。
    但忽必烈毕竟是一代雄主，在这样极端不利的环境下，果断在内政、军事、外交三条线上同时大刀阔斧地决策，以应对当前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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