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染病足可亡国
    熟悉欧洲史的人大概会发现这样一个巧合：中世纪那段历史刚好开始于，也刚好结束于欧洲历史上仅有的两次鼠疫大流行。不管是被称作“查士丁尼鼠疫”的第一次鼠疫大流行还是被称作“黑死病”的第二次鼠疫大流行，都“消灭”了很大比例的欧洲人口，深刻地改变了欧洲的社会秩序、人口结构、政治格局和人文环境。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李玉尚为历史系专门史硕士研究生开了一门《中国疾病史》的选修课程，并有“传染病改变历史”这样的判断。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李玉尚说：“其实早在1955年，我国医史学家范行准就在《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中提醒人们注意传染病在改变历史进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说：‘历史告诉我们，传染病足可亡国，罗马亡于疟疾，埃及亡于血吸虫病，中国也有金、明两个朝代亡于鼠疫。’”
    的确，在传染病大规模暴发的初期，事态的不确定性往往会加深人的危机感和恐惧感，从而刺激、诱导民众的集体行为，进而引发一定程度的社会失序。正如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所说，任何起因不明、治疗无效的疾病，就容易为某种隐喻所覆盖，并赋予社会以某种象征与暗示。
    而人们最初面对突然来袭的SARS时，也经历了谣言四起，疯抢白醋、板蓝根的阶段。只是现代社会医疗体系的完善和资讯的发达避免了由大规模传染病暴发而引发的大规模价值崩溃、道德失序和社会动乱。
 

本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