咒骂、上访甚至死亡威胁，这些都不算。就是在家里，母亲、妻子、亲戚也整日抱怨不已，虽然不敢明着指责，然而起码不会给好脸色看。因此，做“清官”，其实是在日日承受一种常人不能忍受的煎熬。但中国的清官们却把这种煎熬当成了一种考验，一种磨炼，一种“超凡入圣”的必经之途，乐此不疲。
    “清官”不可避免地成为官场中的“异类”，成为人人讨厌的粪坑里的石头，如果不能被“同化”，那么，只能被“挤走”。
    丁宝桢的政治倾向，应该是极端保守主义，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称为极端激进主义。现在时间已然过去二百余年，整个中国的人口增长了数倍，社会政治经济的结构和规模都发生了许多变化，立国初期的许多规定其实已经无声无息地废止了，代之以在社会运转中自然生长起来的规则。而丁宝桢和他所在的“清官”一族的原则却是对新规则一律持反对的态度，全部扫荡，片瓦不留。在他们的身体里，在历代中国知识分子身体里，总是汹涌着激进主义的热血。他们总是认为，有那么一种终极真理，可以解释整个宇宙，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如果你找到了这种真理，坚定不移，大刀阔斧，就可以粉碎一个旧世界，换来一个光辉灿烂的新世界。所以他们做起事来总是那么唯我正确，总是那么激烈绝对，总是那么一步不退，总是那么缺乏建设性空间。而他们的失败，也总是必然的。象宋代的王安石如此，明代的海瑞如此，他丁宝桢，其实也是如此。
    清官的精神可嘉，但精神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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