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没有提出什么积极的调停办法，但这种表示本身对李鸿章却提供了“联络各使，以间其（英使）党援，而讽令公论”的机会，威妥玛知道如果不迅速达成协议，对于自己和英国已经没有丝毫利益可言。此外，当时中外关系中另外一件事对谈判也起了意外刺激的作用，那就是中德修约。早在1873年，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国就提出了修改1861年条约的要求，但德国当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而到了1875年5月，当威妥玛对中国的威逼正达高峰时，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vonBrandt）提出修约的具体要求十六款，而着重在增开口岸及其他通商权的扩充。中英天津谈判期间，巴兰德又乘机活动，告诉李鸿章说：“通商添口各事，……将来如能（与英）议定，德国修约亦即照行，不必另起炉灶”，等于在增开口岸问题上支持英国对中国施加共同压力。而李鸿章在对英强硬的同时，也考虑到将来德国“修约添口，定是照英国定议办理”，认为如果能拒绝掉英国人的勒索，便是“一举两得之计”，是以对英态度益加强硬。德国人见势不妙，又打听到英国人不打算在马嘉理事件上和其他国家分享从中国得到的权益，事实上之前由威妥玛主导的这一次中英谈判的过程，已经显著地暴露了英国在侵华问题上与其他列强的疏远，因此，这一次的天津谈判就成了在华列强所谓“合作政策”寿终正寝的标志。俄、美、法、德等国对于中国可能给予英国的新权益想当然的认为应该“一体均沾”，对威妥玛撇开它们、在和中国的交涉中独断独行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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