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是抗美最接近死亡的一次。足足在抢救室里呆了十三个小时，抗美才度过危险期。
    “那次之后，我们也彻底打消了帮抗美强制喂食的想法。
    “终于有一天，抗美虚弱到连坐都坐不起来了。医院对此束手无策，他们提出了很多治疗方案，可不论是哪种方案，对当时的我们来说都没有意义。因为我们已经没钱了，我们自己没什么存款，村里筹集的钱早已用完，亲戚朋友能借的都借了，已经无法再搞来一块钱。
    “就像干枯的稻草，根本挤不出一滴的草液。医院却一而再的催缴住院费用，我好说歹说，又拖了一个星期。
    “就在快拖不下去的时候，有个亲戚提醒我，让我去找制衣厂的老板，我才幡然醒悟。
    “江老板四十多岁，看上去却像是五六十岁一样。他在听闻了抗美的情况后，非常的惊讶。不过好在江老板承诺为抗美支付绝大部分医疗费用。
    “有江老板提供支持，事情总算有了回旋的余地。
    “然而，钱的问题是解决了，抗美本身却熬不住，终于在某一天的清晨，再也没有醒过来。”
    笔录后面，提到了抗美死后的第三天，又出现了两名症状完全相同的工人，不过相关笔录却不在这份资料里。
    也是从第二波患者出现，制衣厂的工人数量开始急剧减少。
    那个江老板也再没有在人前出现过。
    草霜将资料重新叠好：“哎哟，好长啊，念得我口都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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