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壮，逃出贵州，返回北京！可他呢？让妻子儿女自杀，自己也自杀！这样的好官，难道还要被你定在耻辱柱上判刑么？”
    太子被严嵩一连串的机关枪扫射，打的一脸懵逼，连连后退。
    嘉靖发话了：“严爱卿说的没错。我大明是三司分立，各司其职。军事、平叛确实不是王用汲的职责。他无需为城破负责。该丢官问斩的，是贵州都指挥使王波。”
    原来，从秦朝以来，秦、汉、两晋三国、隋、唐等朝代，历来都是地方官军政一把抓。地方官（州牧、知府、节度使）上马管军，下马管民，权力极大。
    这样的制度安排，固然有利于政令高效，但也容易滋生叛乱。
    大明自从立国，洪武大帝朱元璋考虑到唐朝节度使拥兵自重、宋朝赵匡胤黄袍加身等地方管理弊端，创造性地开创了“三权分立”制度。
    也就是在地方上，大明十三个行省，每一个行省设立布政使、按察使和都指挥使，三位同级的地方大员。其中，布政使行使行政权、负责行政工作，按察使行使司法权，负责查办案件，都指挥使行使军权，负责军事指挥。
    比如在贵州，就有贵州布政使、按察使和都指挥使三位方面大员。
    王用汲只是布政使。
    镇压安邦彦叛乱，其实是都指挥使王波的责任。当然如果皇帝较真，布政使王用汲也难逃“治理不善，叛乱丛生”的罪责。但最多丢官流放，绝对罪不至死。
    嘉靖这次定性，算是帮了严嵩，抽了太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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