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说，却是直上直下，只有一个头颅做得成耳。只如太宗，亦足是发他英雄之心，误处本秒忽，而后断之以大义，岂右其为霸哉。”
    也就是说陈亮认为，道是依附于人的行为而存在，并不能孤立。如果在做同样一件事情上，自己说的就是讲义，是王道，而汉唐的行为就是求利，是王霸，那么按朱熹的观点，不是说得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而自已的学说才是前后一致，如唐太宗，既然已成就了一番英雄事业，他的那些小过错就可以忽略不计，所谓王道、霸道其实是一回事，把事情办成功了就是有德君子。
    尽管两人又经过了多次论辩，还是谁也说服不了谁，但这一番论辩所涉及的深度和广度却超过了之前任何一次学术上的争论。也引发了其他人的极大兴趣，其他学者也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其中又以陈博良对双方的总结最为精辟，他说道：“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此陈兄之说也。如此则三代圣贤枉做功夫。功有适成，何必有德；事有偶济，何必有理，此朱丈之说也。如此则汉祖、唐宗贤于盗贼不远。以三代圣贤枉做功夫，则是人力可以独运；以汉祖、唐宗贤于盗贼不远，则是天命可以苟得。谓人力可以独运，其弊上无兢畏之君；谓天命可以偶得，其弊下有觊觎之臣。二君子立论，不免于为骄君乱臣之地，窃所未安也。”
    这段话高度概括，言简意赅，切中要点。即按陈亮的观点：事情只要做成功了，自然就是有德、有理；而朱熹的观点是：把事办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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