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部分读者很是奇怪，问我放着那么多叱诧风云的大人物不去写，为什么偏偏要把李秀成这名叛徒作为小说的主角呢？
    不，我本人从未曾视李秀成为可耻的叛徒，他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我的这个史学观点深受一个人的影响，那就是已故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罗尔纲先生。罗先生前后经历近５０年时间，皓首穷经，对《李秀成自述》作了全面的考释、译注。他的一生几乎都在替李秀成鸣冤叫屈，著书立说为李翻案，甚至因此而受到政治运动冲击而无怨无悔。
    有榜样如此，我为何不能用自己的一杆秃笔状写这个伟大的“叛徒”？
    就是这个叛徒，站在木笼里写下了那份迷一样的“投降书”；
    就是这个叛徒，被俘后把审讯他的过程当作另外一个特殊战场与敌周旋；
    就是这个叛徒，被清军割了3000多刀凌迟就义，死前还在从容微笑……
    我不愿再多饶舌了，看了英国人柯文南（C．A．Curwen）所作的，有关李秀成是否在《自供状》中向朝廷乞怜投降的文章，相信大家自有公论——
    ……另一个目的是比较引起争论的：就是为“乞活”而写的可能性。据我知道李秀成在被俘后从来没有直接地“乞命”，只曾在《自述》中劝“老中堂……奉请……肯赦此(两)粤之人，甚为美甚”。
    “乞活”说首先是根据赵烈文日记，见了李秀成之后所记“言次有乞活之意”。
    曾国藩在安庆出版的《李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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