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在故事的情节中悄然入睡的。
    这之后相隔了许多年，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我才以竹器厂采购员的身份在当时制面车间机修工小潘的陪同下，再次与我的第二故乡相聚，当时的宜昌汽车站刚刚从现在的建诚之星的对面的一个小院里搬到东山大道，宜昌到武汉的汽车票价不超过十元钱，时间也得近十个小时。但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从这以后就越发不可收拾了，从宜昌到武汉就成了家常便饭，每年都分别无数次的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到武汉，也还自己带车来过。不过，大多数时间都是路过而已，由此南下或者东去。那是一段繁忙而充满挑战的岁月，也是一段意气风发，春风得意的时期，一直持续到竹器厂的最终停产而结束。
    后来，一九九八年，儿子考上了大学，我们一家人（还加上他叔叔）高高兴兴地挤在一辆面包车上来到阔别已久的武汉，那时我第一次从汉宜高速到武汉，也是儿子第一次离开我们的视线，儿子兴高采烈，我们却忧心忡忡，以后的事态的发展证实了我们当初的担忧是正确的，我们就不厌其烦地沿着这条汉宜高速跑来跑去，大多数时间我们都是乘夕发朝至的汽车而去，胡乱在武汉对付**，第三天傍晚再乘车返回，直到二零零三年儿子从武汉撤回了宜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