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虽然还是执行重农抑商政策，但万历年间的无为而治，已经对商业的限制没有那么严了，许多官员都成了商人的后台老板，特别是掌握水军和交通要道路的官员及其上级，更是把握了商业活动。
    抑商禁海只是争对普通百姓，对官员无效或官员不尊抑商禁海的法令，就是城市里开个普通店，特别是紧俏的物品，大部分都有官家的背景，大部分官员都与商人有联系。正由于当时的大多数商家是官员的代理，是原始的官商，当时商人的利益，也就是士族官员的利益。
    朱弘提出向商家按万历年间的比例收税时，受到整个官僚体系的齐声反对，说是与民争利。看那阵势又要兴起一场所谓士大夫与皇帝的国本之争，好似文官以前的党争的矛盾都不存在了，现在团结一至反对向商人征税。
    朱弘只是提出按先前的例子征税，就受到如此的反对，只能放弃，说以后再议，朱弘不想花时间精力去做无畏的争论。天下都如此了，老百姓都大批的要饿死了，国家都没钱练兵守国了，文官体制还只想到士族层那点眼前的小利。
    做为一个皇帝，没有能力通过向商人收税的政策，是有点悲催。朱弘暂时放弃了收商税，只是放弃了通过文官体系来收商税，并不是没有办法，朱弘决定另起炉灶，成立操江提督衙门。
    朱弘以皇帝的身份任命杨令为长江操江提督，任命袁可立为操海提督。
    杨令担任提督是资历还不够，但杨令是原信王府资历最高的人，在此形势下，不得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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