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的车出发了。
    到了场站，书记把宁馥一阵狠夸，就差找朵大红花来给她别在胸前了。
    据说隔壁生产队因为冬天天气冷，接连着冻死好几只小羊羔子，把牧民愁的整天唉声叹气。
    后来碰上他们畜牧排的人，大讲一番消毒和清理的重要性，当下就把那人讲的愣住了，恨不得把那队员的脑子掏出来，换到自己脑子里，好把这些知识都记个牢靠。
    这些照顾牲畜一辈子的牧民就算大字不识几个、平时恨不得离书本远远的，此刻也都迫切地想把那个城里来的懂“知识”的女知青找来给自己好好上上课。“知识”这个东西，可真是了不得呀！
    知道这事的人越来越多，好技术可不能藏私，书记一合计——干脆把人找回来也给场站的人开个课得了。
    就这么着，连附近生产队的牧民户也跑来不少，场部空荡荡的院子一下变得热闹非凡，十几年前扫盲班用过的黑板又重新被搬了出来，还仔仔细细的擦洗干净，摆上了特地弄回来的粉笔。
    也有知青过来听课凑热闹的，看见宁馥便纷纷上去打招呼。
    虽然曾经宁馥那轰轰烈烈的“倒追”不是一时间就可以抹去的印象，但是从她离开了场站排，“伤风败俗”的传闻似乎就越来越模糊了。
    人们更容易记住的，是在欢送宁馥时，场站书记那颇为激昂慷慨的演讲。
    过去的“宁馥”逐渐变成一个简单的名字，而现在站在他们面前的人，正潜移默化地在众人脑海中，勾勒一个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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