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制的理论家杨度将对日交涉之愤懑、国家不富强之根本问题，归于立宪君主之不至。他隐晦地承认了以二十一条为表征的国家贫弱问题，是需要君主制来解决的。在同年的五月三十一日，杨度呈送《君宪救国论》，“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故以之权，行立宪之业，乃圣君英辟建立大功大业之极好机会。”
    不知是作秀还是真的惺惺相惜，袁世凯读完《君宪救国论》却大加赞赏，称之为“至理名言”，并亲自赐匾题字，赐杨度为“旷代逸才”。毫不理会梁启超的“杂音”。此时，《中日民四条约》签订仅有一周，墨迹未干。
    凭心而论，袁世凯想做皇帝，也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早在四年前他作为大总统上任时，其排场即与新皇登基无异。后来通过排挤国民党和国会，然后修改宪法，可以做无限期大总统并可以直接指定后任总统，基本上把总统这个职务世袭了，与皇帝只差个叫法而已。
    这个做法虽然颇得反对一系的不满，特别是国民党。但一盘散沙的在野党，怎么能左右大局呢？倒是这个二十一条的发酵让人伤脑筋：本来只是日本政|府利用欧战各国无暇他顾的乘人之危，而自己忍辱负重予以让步之举，却被有心人把当前如潮的帝制和它联系起来，说什么自己为了获得日本政|府的称帝允可而卖国，这个罪名自己可不能担！目前市面上这个说法已经听到些风声，但是二十一条中国政|府没敢明着拒绝，而立宪又是自己本意所在，过了这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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