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国的种种现实需要，他始终无法忽视并逐步加强了和苏联的合作关系。
    张汉卿不盲目追随当时国内全然倒向北方或倒向西方的不理智认识，他认为：“亲西反俄或亲俄反西方都会有危险”、“单方面联盟可能会卷入一场战争”、“放弃与莫斯科的联系是愚蠢的”、“始终存在的西方国家对危险的苏政治上一致的想象，对国来讲是一笔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资产”并在各个场合大讲特讲，从而促成了这次访苏。
    他认为，国必须利用西方战胜国与东方苏联的矛盾，利用对苏关系这张王牌来刺激和对付西方，加强对英、美、法等协约国和日本的抗衡力量。况且国在经济、军事上都需要苏联。
    这次的苏签定的和平条约就让东方西方都感受到这种“平衡”的制约，其后他更把条约的这种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他要在北方和西方间圆滑地周旋，充分利用协约国和苏联的矛盾尽可能地获取更多的利益，使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多作用：国既与北方结盟，又与西方结盟——双方都需要它。
    张汉卿的“在双方之间保持平衡”政策的实施不仅使两国保持了良好正常的外交关系，客观上也提高了国国际地位的独立性，并从而使在华的帝国主义对华政策未能像正史上那样严苛，国进入了一个各方都“小心翼翼呵护”的时期，得到了难得的发展时间，进而维护了亚洲的和平和稳定。
    有鉴于此，在《华民国史----少帅执政前十年之战略研究》在评价二十世纪国最伟大的战略家和外交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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