卿以上海初降为名实施军管，控制了沪上的资金流动。再说京津冀各大银行都已在奉系手里，如此多的现金调动殊为不易。
    实在没办法了，孙、张找上张作霖的重要助手、财经委员会主席潘复，要求获得和人民军一样的待遇。潘复已得少帅嘱托，以国家正在大力建设，资金紧张，此时宜统一军令，裁减国民革命军的人数。
    国防委员会早已断了国民革命军的装备供应，使二人成为无根之萍。
    不得已，孙岳提出国家既定，宜遣散军队，请求予以遣散费。潘复这才“挤”出了200万元，在国防委员会的监督下将国民革命军第2军所部3万余人全数遣散，而孙岳则挂名担任国防委员一职，过起了政治上的“隐居”生活。
    有孙岳作榜样，张之江也感觉不妙起来。冯玉祥在张作霖入主北京后将主力调往保定，驻地与阎锡山的晋军接壤，他便以协商晋、直边防军人驻地为名赴晋与阎锡山会谈。
    阎锡山在军阀割据时代虽然左右逢源，上下周旋，力图自保。但是随着直系的瓦解，国民革命军的失势，亦难免唇亡齿寒之感。
    在张汉卿的“统一军令、政令”的步步紧逼下，犹豫再三，权衡得失，觉得人民军似有各个击破之举，于是准备联合冯玉祥、广西的李宗仁、川军四巨头及云贵各地督军，与央相抗。冯玉祥到此，正合他意。
    不愧为富裕的山西督军，阎锡山出手便送出银元20万元作军饷，足以维持冯系军队的运转数月。但是狡猾的阎锡山也留了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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