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案，虽然大明复国的一场大案，同时还牵涉到了包家和严家这两大豪商之家，其中严家更因为这案几乎破家，一夜衰败。
    但因为朱怡成控制的好，这案子后对于大明商界的打击并不算大，虽说有些卫道士趁此机会又提出了无商不奸的说法，同时四处散播和评击大明取消四民之策，提高商人待遇的国策。
    这些苗头刚刚出来，就被铺天盖地的宣传给压制了，而且由于宣传得法，大明的商人也搞明白了这事情的来龙去脉，并非是大明看上了包家和严家的家财要杀猪取利，而是这两家自己做错了事，居然私下和臭名昭著的范家联合，甚至还企图刺探国家机密，谋取国家利器。
    卖国之罪，当然罪不容诛。包家还好，醒悟的早，朝廷仅仅只是惩戒而已。但严家却因为自作聪明最终落了个家破人亡。而就算这样，朱怡成也没赶尽杀绝，只是严惩了主事几人而已，严家还保留了部分家业，就连严家主支的家人也都逃脱了一难，只是再也不如往日而已。
    这样的结果，简直可以称得上仁德，各朝各代哪里有这样的好事？使得大明各行商人在震惊的同时又暗道侥幸，同时对于朱怡成感激不已。朱怡成用这种态度表达了大明国策的坚定和对于商业的扶持，可同样也告诉了大明所有人，作为大明人应该的底线所在。
    朱怡成对于国家二字的解说通过宣传部传到了大明各处，同时随着宣传机器的开动，大明人更直观性的加深了爱国忠君的概念。更重要的是，那些大明商人非但没有对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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