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已经停在了另一家霍华德约翰逊餐馆门前。这次，温格进到了餐馆。刚才那个女孩邀请他和他们在一起，但温格显得有些腼腆。当这些年轻人谈论着他们该如何在海滨过夜时，他则独自坐在一旁喝着浓咖啡，吸着烟，显得有些局促不安。当大家重新回到车里时，那个女孩又坐在了他的旁边，与他攀谈起来。过了好一会，温格缓慢而痛苦讲述起自己的经历。他说他在纽约的监狱里呆了四年，现在他要回家了。
    “你结婚了吗？”女孩问他。
    “我不知道。”他回答说。
    “你不知道？”女孩觉得奇怪。
    “我在狱中给妻子写过信，说我要离开很长一段时间。如果她忍受不了，或是孩子一直要问，如果这会让她非常痛苦，她可以把我忘掉，而且我也会理解。我要她重新嫁人，而且我对她说她是个非常不错的女人，真得不错。我让她忘了我，也不要给我回信。她就没给我回信，从那时到现在已是三年半了。”
    “那你就这样盲目地回家？”
    “也不是，”他不太好意思地说，“上周，当我确知要获准出狱时，我就给她写了封信。我们过去住在布伦斯威克小镇，就在杰克逊维尔的前一站，在进城的路上有棵高大的橡树。我告诉她说，如果她愿意让我回家，就在树上挂上一只黄手帕，我就下车回家。如果她不要我回家，就不用挂黄手帕，看不到黄手帕，我也就不会下车了。”
    “是吗？”那个女孩惊叫起来，并把这事告诉了其他同伴。很快，整个车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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