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处摆满了书籍、报纸和风景画。医师费尔贝恩太太穿着一件常见的墨绿色罩衫，极卷的灰发呈头盔状，衬着一张平和亲切的脸。当她在诊疗室内坐下来时，她的双脚离地很远。事后拉比刻薄地说，这“霍比特”人似乎对自己所谓的专长并无太多亲身体验。
    拉比看见他和柯尔斯滕之间的那张小桌上有一大盒面巾纸，它所代表的含义，令他油然而生一种抗拒。他不愿接受这邀约，在公开场合，对着一叠面巾纸吐露自己复杂的悲伤。在费尔贝恩太太记下他们电话号码时，他几乎要打断这进程，宣告说他们的造访实际是个错误，是对他们之间的那些争吵夸张的过度反应；他们的关系细细思量，其实极好，时时刻刻都好。他想从诊所冲出去，回到正常世界，去到那家街角的咖啡店里，他和柯尔斯滕可以来一个金枪鱼三明治和一杯接骨木花茶，继续过平常日子。这种日子他们居然主观上错误地认为是不完美的。
    “我先说明一下吧，”医师一字一板，带着爱丁堡上层阶级的口音，“我们有五十分钟，你们可以看壁炉上方的钟把握好时间。眼下你们可能会觉得有点不安，不然就太反常了。你们也许认为我对你们要么无所不知，要么一无所知。这两种看法都不确切。我们会一起来分析你们的状况。你们能来这里，我应该给予祝贺，我知道这需要一点勇气。对于想继续共同生活的夫妻来说，能一致同意来这儿，就已经是迈出最重要的一步。”
    她身后的书架上都是重要的专业书籍：《自我与防御机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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