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重要的体制，经年累月，它都该坚守阵地，而无需在乎体制成员的情感世界发生的每一点变化。它的合理性不是植根于感情，而是植根于更稳定更持久的各种事件：植根于原初的承诺——不为日后的修改所影响，尤其植根于孩子——他们本质上毫无兴趣关注生养自己的父母日常状态的满意度。
    根据绝大多数历史记载，人们之所以维系婚姻，原因在于他们急于与社会的期望保持一致，有些资产有待保护，家庭的完整性有待延续。后来，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标准渐渐占据主导，这个观点认为，婚姻维系的前提是夫妻之间还存在一定的感情——真实的激情、欲望和成就感。在这种全新的浪漫主义秩序里，如果婚姻生活变得枯燥呆板，如果孩子们开始心烦意乱，如果性爱不再富有吸引力，或者如果任何一方最近开始不时地有些不开心，那么夫妻俩就有正当的理由分道扬镳。
    拉比对自己情感的混乱和茫然理解得越多，便越赞同婚姻的体制论。有时开会，他会偷窥某个迷人的女人，愿意为她抛弃一切；可是两天后，他却发现自己宁愿去死，也不能没有柯尔斯滕。或者，在那些下雨的漫长周末，他但愿孩子们已经长大成人，永远不要再来烦他，这样他就能安安静静读自己的杂志——可是一天后，因为一个会议可能要超时，导致他要晚到家一小时，从而没法送孩子们上床睡觉，他在办公室里难受得心都揪了起来。
    在如此多变的背景下，他认识到外交艺术的意义，其规范在于，为了更伟大更富战略意义的结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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