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鸽尔看了看挂在墙上的那块表。
    “快半夜两点了，你怎么没有睡呢？什么事你先坐下来再说，是不是这两天，出警规连续上了站勤的班，觉得累了。”鸿鸽尔说。
    鸿鸽尔起来，把手中装订好的档案材料放进了，写有《党建工作》的盒子。
    郝利坐在鸿鸽尔对面的椅子上，把那天明军没有给他说的事说了个大概。
    “哦，这件事当时明军警长花了近半天处理的，处理的有理有据公安所针对这个事表扬过他，车站站长也非常感谢我们，是那个高个子客运员，快把明军警长当成了兄弟，那个旅客也非常满意。”鸿鸽尔说。
    “这事最后怎么处理的？”郝利问。
    “你警长没有给你说吗？”鸿鸽尔问。
    ”他让我把自己当成当时现场的他处理这件事，可我说了调解和指向当时旅客无理取闹的事来这处的意见，结果他把我说了一顿，然后让我想，想好了再给他说，这不，我刚想了一些眉目，他休息了。八天后回来，我刚才模拟当时的情况，做了两分笔录。我想还是调解处理这个事，但我想，如果当事人之一的旅客硬要三千元怎么办？这样不是又回到一方得利另一方受损的开头了吗？我看到你灯还亮着我就过来了。”郝利说。
    “你的思路是对你，这件是就是调解处理。首先我们分析一下，这事的归属，也就是这个事归不归我们管。这就让你明确我们穿这身警服为谁服务的问题。你说说我们人民警察的宗旨是什么？”鸿鸽尔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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