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生活在南宋高宗年间，离北宋神宗年间比较接近，但他对于细节的记录明显有疑。
    沈括察访两浙是在1074年，乌台诗案发生在1079年，前后相差五年之久，怎能因为沈括曾经在杭州与苏轼相处过，就认为苏轼的诗是沈括献上并加以诋毁的呢？再者，乌台诗案是苏轼一生中所遇到的最危急、险些丧命的政治风波，苏轼虽总的来讲是豁达潇洒的性子，但后来提起新党中欲至他于死地的人时，行文中依然能看出清晰的记忆和鲜明的恨意。然而，苏轼提到过李定、舒覃这些刀笔吏，却从未提过沈括陷害过自己。
    姚欢一时之间的感慨无以言表。
    一个历史爱好者，突然穿越到连史料都有争议的事件里，能身临其境地弄明白原委，还有什么事能比这个更令人激动呢！
    姚欢咂摸着姨母的言外之音，这么说来，莫说是后世，便在当今，沈括也是一定程度上背负了污名？
    人们为何这么做？是否因为数年前的宋夏“永乐城之战”中，沈括对宋军的全面溃败负有责任。
    沈括这样一个未能如期引发大宋官民战胜者狂欢的臣子，便会在其他方面也被尽情地抹黑，从而满足成为一个成色更足、骂起来更爽的出气筒？
    只听姨母沈馥之又道：“我从扬州带回来的，不止《梦溪笔谈》，也不止沈公的辩诬自语，还有苏学士元祐年间写给沈公的信，信中可看出，先帝驾崩、苏学士重回京城复职后，看到朝中重新当权的旧党，与当年王党中的卑劣者竟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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