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友谊，其实在与自己这个亲家之上。元丰年间，苏轼曾被新党诬陷差点命丧乌台，曾布也因查办市易司案被新党视作叛徒排挤远放，这两人颇有“流落江湖，惟公知照”的惺惺相惜之情。曾布为父母建塔祭祀，还向苏轼请求撰写《塔记》，若交情不深，曾布断不会有此举。
    只听那头，苏轼又问王参军：“广南东路，可接到转运使司公，许可今岁的夏秋两税，允百姓都交粮米？”
    王参军道：“尚未听说。”
    姚欢有些纳闷地问：“百姓多交粮食，朝廷还会不要？”
    苏轼苦笑道：“广府离汴京太远，漕运粮食损耗多，转运使司更愿意收钱，故而此前惠州丰收六万三千石，转运使下令将其的两万石折成钱，充作两税。”
    姚欢蹙眉：“种田者手里，哪来的现钱，都是要拿粮米去换钱。如果朝廷收税不要粮、只要钱，那广南东路各州，势必出现百姓贱卖粮食、换钱交税的情形，这样越是丰年，越会谷贱伤农。丰年所纳粮食，漕运就算来不及悉数运往北边做军粮，岭南的常平仓提举难道不出面收粮、纳入朝廷的仓平仓吗？所以，合乎常理的做法，难道不应该是，丰年允百姓纳米，歉年允百姓纳钱？怎能反过来做呢？”
    言随思路走，姚欢所说的，无非出自个后世受过高等教育者的基本经济学常识，但在苏轼这个当世男子的眼里，年轻女子能作此分析，便是去参加科举、试作策论，也够格了。他不由对这个和自己长孙苏箪同年的小娘子，更为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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