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所印的书籍，亦多为柳体字，运去两京的书坊里售卖，不比国子监的刻本差哩。”
    一旁的姚欢，盯着这几个极漂亮的楷体字，不由想到千年后的那桩学林盛事。
    苏辙谪居筠州期间，完成了注解诗经的平生潜心之作《诗集传》，可惜他死后正值蔡京当道的徽宗年间，王安石的经学著作被奉为学子们唯一的“教材”，苏、程的学术著作皆被打入“死牢”一般，无人问津。直到北宋灭亡、南宋的淳熙年间，苏辙的曾孙苏诩也来筠州做官时，才令筠州公使库刻印曾祖父的《诗集传》。
    筠州刻本的《诗集传》，不仅墨色精纯，字体也恰恰兼具欧柳之风，实为宋刻本中的上品。到了清代，宋刻本的《诗集传》成为满清皇室的禁脔。
    然而自诩热爱汉文化、连写汉诗都能写出两万多首的乾隆皇帝，下令编修四库全书时，竟不晓得自家的皇家园林里就有宋刻本这样好的东西，用的乃是明刻本缺卷的《诗集传》。
    所幸，这珍贵的宋刻本，虽在其后的动荡年代消失了一阵，却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现身，国家图书馆购回后影印出版，后世爱书、爱文之人如获至宝，购之、读之、传之。
    此刻，听闻路边卖茶翁谈论筠州的印书水平，联想起那本再过几十年便会问世的宋版《诗集传》，作为后世来人的姚欢，当然难免遐思。
    财富、权力、美色、健康，保鲜与传承，都是那么短暂。只有思想，只有思想之光，能在作者和刊印者的合力之下，流传千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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