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美食的悠然午后，在精神世界里，多少与苏轼产生了共鸣。
    而侍立一旁的姚欢，对于赵佶援引的苏词，无论是那句“人间有味是清欢”，还是“樽前不用翠眉凝”，都未有太大感怀。
    她脑中想到的，恰恰不是苏轼的词，而是他的一句诗。
    “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
    这句诗，是再过几年，苏轼被继续贬往海南儋州后所写的，如今还未出现。
    后世公认，乌台诗案几乎命绝的囹圄之灾，被贬黄州穷困凄苦的拮据时日，是苏轼生命中所沉至的最低点。其后的几次沉浮，都不算太大的打击，苏轼，似乎对于风霜雪雨的打击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与承受经验。
    但在姚欢看来，再坚强与豁达的人，也无法对不断出现的凄清孤绝的现状，做到真正的“免疫”。
    即使经历过乌台与黄州的打击，苏轼到了暮年被贬海南儋州时，写的“坐听荒城长短更”这七个字，仍是多么悲凉的七个字啊！
    好像整个世界都已不再与他有关系。
    为什么？
    为什么在一个不再茹毛饮血的时代，在一个自命崇文盛世的时代，在一个士大夫与君王共治天下的时代，在一个被冠以“现代拂晓时刻”的时代，竟还会出现这样令人痛彻心扉的例子？
    一位享誉文坛、政绩亦可圈可点的臣子，没有贪墨，没有叛国，没有作奸犯科，并且明明已经主动离开了党争最为激烈的朝堂，却在花甲之年，仍被一纸皇命强令渡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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