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王犁刀遣了进城的乡人来捎话，郭县丞果然是仁义青天般的好官，将我送去的几十贯精打细算地用，流民们的庐舍用的仍是瓦顶，最后却还能省下四五贯。”
    曾纬“哦“了一声。
    姚欢抬起头，在曾纬的目光中捕捉到了几分聆听的专注和温和的释然。
    不像此前几次听她说起这些事时，或者心不在焉，或者干脆婉转地泼冷水。
    那日夜市，姚欢隐隐觉得，曾纬到后来很有些心神不宁。过得不久，殿试榜下来，曾纬的策论传于京城内外，姚欢才明白，酒楼中赵明诚怒斥考生的殿试文章时，曾纬的面色为何突然冷若冰霜——原来那考生就是他呀。
    姚欢平静地想了想这桩城中热闻。
    她如今已然生活在这个朝代，但只怕这个朝代除她以外，再无第二个人会在“宋”前加个“北”字。
    她既然是个知晓历史大致走向的现代人，看待北宋的党争，实在做不到“站队”两个字。
    站队，互怼，划清界限，清算立场，无论古今，往往是国祚走下坡路的开始。
    因此，姚欢对于四郎写在策论中那些极端之语，确实感到意外和惘然。
    四郎一直来在她面前的言行表现，淡泊的备考心境，金明池旁厌弃名利场的抒怀，应答苏颂内疚之情时的妥帖，都教姚欢以为，四郎不会是个有极端政治立场的党徒。
    他至多就是，不太赞成自己要娶的女子用力过猛地搞事业而已。
    未想到，他不鸣则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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