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面的雁门岭一带设伏，戚继光则坚持应该在东南的高家楼一代，而卢镗迟迟没有表态。
    因为是预判倭寇的下一步动作，所以谁也没法说服对方，最后快要崩了时，卢镗终于说了句公道话道：“那就都设伏吧。”两人刚要说‘你这主意可真馊啊。’却听卢又到道：“我在你们的中点埋伏，哪边有了敌情，我便从后面包抄，首尾相击，必能取胜。”虽然是和稀泥，但也是比较有水平的稀泥了，在双方争执不下的情况下，只能将就了。
    像这样让人无奈的军事会议，沈默已经不止一次遇到，这几乎是一个困扰抗倭军队发挥的痼疾了。之所以造成这种谁也不服谁的局面，绝对是权责不明所致——比如说徐东望是浙江兵备副使，按理说一省的军务他都能管一管。可朝廷从来没有明文规定，兵备副使可以节制一省武将，所以戚继光虽然平时顺着敬着他，可一到了军机大事上，就理直气壮的和他顶起牛来。
    这种拧巴在‘徐、戚’这种高级将领还不要紧，因为他们都是统兵万千的大将，还能分得清轻重缓急，最终也总是会拿出一个协调各方意见的方案……比如卢提出来的这个。
    反倒是在中下层军官身上体现时，其危害最为巨大。如说各府的备倭把总，是在各卫所指挥使中考选产生的，却与指挥使仍是平级。这样一旦倭寇来袭，备倭把总不能约束指挥，指挥也肯乖乖受其调遣，甚至连谁为后殿，谁为左右前后奇正之兵，谁为旗牌监督者都会吵个不休，以至于贻误战机，导致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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