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神共愤的时期在煤球厂原本属于监督劳动，每个月只有二十元生活费。
    之所以没穷死，完全是靠张芳芬给人家缝缝补补，她基本上是从大年初一一直忙碌到大年三十。
    在黄瀚童年的记忆，就从来没见过母亲有时间如同邻居那些妇女般串门子、拉家常。
    后来黄道舟的历史问题解决了，但是工龄脱节了。
    这个时代的工资跟职务、贡献没有太大关系，只要工龄足够长，传达室门卫的工资有可能高于厂长。
    因此黄道舟比同龄人的工资足低了两级，一九八一年，一个月的工资仅仅三十几块钱，家里还有四口人无法享受平价物资，不穷才有鬼。
    赵本山的小品里有段台词说家里还有家用电器一支手电筒，搞得观众们哈哈大笑，但是黄瀚根本笑不出来。
    那是因为儿时的家里穷得连手电筒这样的家用电器都没有。
    电视机在此时离绝大多数小城市的老百姓还很遥远，但是收音机已经差不多普及了，这当然不包括黄道舟家。
    直接的结果就是最爱的娱乐听评书《岳飞传》都得到处蹭，经常挨白眼。
    一边喝稀饭一边打量熟悉又陌生的家，心里不由得哀叹连连，用家徒四壁来形容貌似有些夸张，用一贫如洗来比喻虽不亦不远矣。
    春风拂面，阳光明媚，黄瀚背着书包上学堂，书包当然不可能是双肩包，而是张芳芬用碎布打了补丁的单肩挎包。
    这里还得说明一下，这个书包应该是二手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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