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见惯风浪，一张嘴皮子向来能说会道，从没有一刻像此刻这样，连组织语言都觉得困难，“徐夫人……我是说，您母亲她……”
    徐冽的唇抿成平平一线，绷紧了身体。
    “您母亲今天乘坐纽约到北城的航班，落地北城机场后，跟一行人起了肢体冲突……”高瑞描述着前因后果，试图冲淡这件事对一个十七岁少年的冲击，但不论怎样绕远，最后还是避无可避，“过程中意外撞伤头部，现在正在手术室抢救……程总让我来接您。”*凌晨四点半，北城。医院重症监护室外，徐冽站在走廊上，望着监护室小窗里透出的模糊灯光，面无表情地倚着墙。
    他在凌晨三点下了飞机，到医院时，手术已经结束。医生让家属做好心理准备，然后倒出了几个词汇：重型颅脑损伤，脑脊液外流，植物状态。
    说让人做好心理准备，可是每个词都没给人做心理准备的余地。
    徐冽静静地站在走廊里，站了一个钟头一动没动，好像想了很多，可回头仔细回忆，刚才想过什么又全都记不清。
    脑海里零碎的画面颠来倒去，最后只拼凑出一幕场景，像被打了追光，放到无限亮，无限大――
    美国新泽西的酒店走廊，妈妈哭得撕心裂肺，哀求他说，冽冽，妈妈知道错了，妈妈把钱还给你爸爸和姐姐，你跟妈妈回去，别离开妈妈好不好？
    他问她，把钱还了，您怎么过？妈妈说她总会有办法。然后他质问她，您的办法就是为了钱去破坏别人的家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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