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可能到来的战争，苏轼并不乐见其成。
    “这也是章某前往耽罗的原因，熙河开边，我大周国运已变，封侯拜相，只向兵戈铁马中取，子纯（注：王韶，字子纯）一战封侯，仅费百日之工。西夏、北辽、高丽、日本，任一藩国何止百州之地。”
    “今日方知子厚与存中、子纯为同道中人也。”苏轼怅然若失道。
    “非也，非也！子瞻与吾等亦同道之人，所求之道同，所行之路异也。”章惇认真言道。
    苏轼听了也不答话，他自然也有封侯拜相的追求，但一直以来，他能想到的就是精诚王事，做一地方主官，使一方百姓安居乐业。战争，意味着全天下都被绑上一辆通往深渊的战车，每个人都必须做不愿做的事情，到最后还是同归于尽。如果能够保持和平，缴纳一些岁贡如何，让出一些偏远荒芜的土地又如何？但与沈括、章惇等人的接触让他又多了另一种思考，如果进攻他国能换来本国的长治久安，是否要违背初心，“侵略”他国呢？情感上，他拒绝这种不义的行为，这种行为会陷万民于水火，会使亿万生灵涂炭。但理智上，他又不得不承认，此时的大周正是历史上华夏最兴盛之时，如果从官员到百姓只是贪图安逸享受，只怕来自草原和荒漠的蛮夷迟早会将华夏国土撕个粉碎，解决这种危机最好的方法，就是占领与征服。
    一直以来，苏轼都以士大夫尊崇为荣，他的诗词传诵于庙堂殿陛、瓦栏勾舍；他的文章闻名于九州四海、异域八荒。但这些虚名真的是他的追求？他与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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