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比一次恶劣：隆科多被撤步军统领职务，玉柱被夺官；隆科多家仆挟势索贿，事发，隆科多被罢尚书；隆科多结党营私，私藏玉蝶，上大怒，令彻查。
    每次听到此类消息我都心惊肉跳，也许隆科多、岳兴阿、玉柱罪有应得，但阿其九何其无辜，希望不要受株连才好。
    一想到这些，我就寝食难安，可是我远在千里之外，有心无力，也不能帮他什么忙。只有与他书信来往，嘱咐他要沉得住气，他已被逐出家门这么久，应该不会有事。
    阿其九盛赞我有先见之明，只是毕竟血浓于水，家门有难，他也做不到无动于衷。
    还劝我少写信，时值敏感时期，书信往来不安全，怕我和阿玛一个不慎受牵连。
    这就是阿其九，我最好的朋友。无论何时，无论何地，他总是会首先考虑到我。
    我还能怎么办呢？我只有遥祝他平安顺利，衣食无忧。
    如果撇开这些，实际上我在云南的生活比在京城要充实而惬意得多。
    我每天都很忙碌：帮附近的水利官出主意，搞得他们戏说他们的俸禄要分我一半才公平；帮阿玛管理茶叶局的账目；又在几家义学里担任免费的先生，自制教科书和作业本；时不时的还要随弘轩穿村走寨，在土民之宣传“改土归流”的好处；甚至以阿玛的名义搞了个募捐会，号召官员、富户捐助困难土著居民，连阿玛都带头捐银000两、买牛100头、盖房600间。
    总之我把我在现代社会所学的知识，在这片荒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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