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室里，文瑾和托马斯先生已经对峙了很久。桌上放着文瑾考得非常出色的分班考成绩单，她企图说服托马斯先生
    ，将英语课和人文课换成更高难度编号的课程，托马斯老师始终没有同意。
    文瑾知道自己错过了正在礼堂里举行的的新生、新生家长和校长、老师们的见面会，但是，即便如此她也在所不惜。
    每当她想起年迈的父亲已经有些佝偻的脊背，就会觉得有些心酸。她不是富二代，尽管父亲是个年薪几十万的汽车机械高级工程师，毕竟他还有两、三年就要退休了，妈妈是全职主妇，家里还有一个年幼的弟弟要抚养。
    父母下决心四年花掉将近200万元送她来美国读最好的私立高中，这对于他们家来说，算是一笔巨大的支出，已经直接动摇了家里的经济根基。为给自己支付高额学费，也许妈妈和弟弟正在省吃俭用，每次一想到这里，她就会感觉到深深的内疚与不安。她下决心必须要挑战最难的课，必须取得好成绩，必须拿着全额奖学金上大学，才能不辜负妈妈爸爸对她的辛苦付出。而现在她要做的唯一一件事是说服托马斯先生。
    托马斯先生在a校做教务主任的三十几年中，也遇上过不少自视甚高的学生或家长，要求调换更难课，这种时候，他通常会评估学生的能力水平，耐心地给出合理而中肯的建议，大多数情况下，家长和孩子们都会采纳他的专业意见。
    这一学年刚开始，他就屡屡遇到麻烦，固执的中国家长和更为麻烦固执的中国学生，简直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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