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社会资源，再想改回来，还得浪费更多。
    宋朝的派系斗争和党争大多是属于学术上的争论，不管输赢都不掺杂性命攸关的问题，这就让参与者的道德底线不会太低。
    试想一下，如果谁输谁就会被入狱甚至杀头或者满门抄斩，那争起来还顾得上道德吗？必须是什么龌龊招数都得用出来，力求把对方先置于死地。什么脸面、节操都忘了，因为输了就是死，这就是人性。
    假如压力没有那么大，输了不过就是暂时失势，就像考试考砸了回去再复习一年，把自己的学问做好还可以重头再来。
    那时政客们的道德底线就会相对高一点，不会随便用那些龌龊招数。因为以后自己还得东山再起呢，名声很重要。
    从王安石为苏轼求情这件事上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对于没事儿就给自己捣乱、还鼓动别人一起捣乱的苏轼，王安石并没采用赶尽杀绝的手段，而是就事论事，免得以后没人再敢张嘴说话。
    而保守派也一样，逼得王安石辞职不干了，保守派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司马光也没揪着王安石不放。
    该认同的道理照样认同，该反对的新法依旧反对。一切只对事儿不对人，并没说王安石下台了，他的所有主张就都是错的，就都要推倒重来。
    洪涛认为这一点才是宋朝最值得夸赞的地方，允许不同声音出现、不以言获罪、不搞人身毁灭的终极大招儿。在残酷的政治斗争同时，保住了人性中好的一面儿，尽量抑制住人性的恶。
    也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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