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所与共理者也。”作为一种政体的“共治”，涵义很明确，意即天下非君主一家私有，君主当与士大夫共治国家。
    汉唐皇帝所说的“共治”（共理），只是将士大夫当成辅政之工具。到了宋代，当士大夫向君主提出“共治”的诉求时，已经当仁不让地将自己当成治理天下的主体，而不是辅政的帝王工具。
    按宋人的政治观念，以宰相为首的政府，才是治理天下的执政主体。君主只是国家的主权象征、最高的仲裁人，地位尊贵，但最好统而不治，垂拱而治。所以，程颐才会告诉哲宗皇帝与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天下治乱系宰相”，而不是“系君主”。
    士大夫甚至认为，宰相非君主之附庸，宰相治理天下的权力也非君主所赐，而是来自士大夫对道统的继承。王安石就对神宗说：“君臣相与，各欲致其义耳。为君则自欲尽君道，为臣则欲自尽臣道，非相为赐也。”
    因而，宋人认为，君臣只是分工不同，“上自人主，以下至于百执事，各有职业，不可相侵”。
    熙宁二年，由于神宗露出专断的苗头，富弼直接批评皇帝：“内外之事，多出陛下亲批，恐喜怒任情，善恶无准，此乃致乱之道。”君主揽权，被视为是“致乱之道”。
    当宋朝君主表现出揽权的倾向，侵犯政府（臣）的权职时，立即就会引发群臣的强烈反对。因为君主揽权的行为，显然是跟宋人的共治理念，跟宋代的共治政体是格格不入的。
    进入元祐六年以来，政治敏感度超强的朝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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