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庆路经略使章楶就上奏认为宋给赐西夏四寨，恢复岁赐，对西夏已经仁至义尽，而西夏却“负背恩信，悖慢愈深，輙兴师旅，侵犯边境。苟纵而不问，异时必为大害”。
    西夏数次犯境，朝廷本来想要怪罪边将。也算不上祸水东引，快过年了，转移转移重点，先避重就轻吧。不想原来提倡弃四寨的范纯仁主动领罪，以为自己“御戎失策，累章待罪，蒙恩罢帅，移知河南府，窃恐未厌公议，望再行黜责”。
    这……要不要这样啊？还能不能开开心心过大年了？
    而藉此良机，又有那铮铮臣工上奏状细诉对西夏策务之谬误，矛头直指当初主持弃地的旧党大佬，包括已过世的司马光、范纯仁、苏辙、刘挚、吕陶等大臣。
    很显然，这是新党不甘蜇伏伺机发动。文人铁骨，当死谏不改其志也。
    这也怪早前元祐诸臣借用了原来的君子小人之辨，将神宗时期的开边政策归结为小人希功邀赏所致。如元丰中开边运动中发挥过重大作用的李宪，就被御史中丞刘挚批评为“贪功生事，一出欺罔”。同样，吕陶也将李宪、王中正“邀功生边事”与“章惇悖慢无礼，吕惠卿奸回害物，蔡确谤毁大不敬，李定不持母丧，张诚一盗父墓中物，宋用臣掊敛过当”等事情相提并论，认为他们“皆事积恶盈，罪不容诛”。这种将神宗和熙丰之臣两分的做法成功地摆脱了元祐诸臣在面对神宗遗产时的尴尬，但却也成为对熙丰之臣惩罚过度的诱因。
    来而不往非礼也，新党中坚骨干或贬或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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