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一本名为《论语集注》的册子，京师文坛瞬间失声。这么说似乎不太对，事实上那本册子甫摆到某些精研经书的大儒案头时，便招至叱责：“胡闹，不知天高地厚，王棣？某倒是有所听闻，能写些不错的词句，这《论语集注》又是何意？小子狂悖如斯，真真愚昧无知之极也！”
    此言也对，千百年来，贤儒注解经义不在少数，可谓是汗牛充栋，举不胜举。文人立言嘛，大抵如是，但真正被接受认可的屈指可数。王棣，一个毛头小子，即便从娘胎里开始读书，又能读得几本？更遑论注解经义了。这不是狂妄无知是什么？
    但稍后不久，便有曲阜衍圣公府的孔若虚数封书信寄到了京城诸位名儒手上，信中内容不得而知，但对王棣的质疑声和责骂声却渐渐平息了。那些将《论语集注》丢在犄角旮旯的人也捡了起来翻看。
    这一看，心情便不怎么美丽了。
    所谓穷学饱儒，指的是数十年浸泡于书山词海、至少是吃透了经史子集的文人，尤其是儒家著作，可谓是倒背如流。当对这些经书已然吃透，自是有为之注解释义的冲动，难就难在，前贤相关集注已是珠玉在前，难以脱其窠臼。说穿了，很难有符合经书原义的新意。
    但王棣炮制出来的这册《论语集注》显然不同，他先引用程子的话，说：“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推崇孟子，认为孟子大贤，亚圣之次，鼓吹孔孟并称。又说：“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其胸

本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