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因此对王安石变法进行了批判和抵制。
    他曾连续三次上书神宗全面批评王安石新法，先在《议学校贡举状》中指出王安石的《贡举法》：“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章；或曰专取策论而罢诗赋；或欲举唐室故事兼采誉望，而罢封弥；或欲罢经生朴学，不用贴墨而考大义。此数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
    接着，苏轼不顾“渎犯天威”之罪和王安石的打压，又连续两次《上神宗皇帝书》，全面抨击王安石新法的弊害。
    他认为，“制置三司条例司”实际上是夺取原来的户部、度支、盐铁三司的权，另外任用一批新人来推行变法：“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余辈，求利之器也……故臣以为消谗嬺以召和气，复人心而安国本，则莫若罢制置三司条例司。”
    《青苗法》就是政府放贷赚取高额利息。地方官吏为多放青苗钱以邀功，强迫借贷交息，百姓苦不堪言，必须立即取消《青苗法》；
    《农田水利条约》只规定“功成则有赏，败事则无诛”，会让那些投机取巧的“浮浪奸人”肆无忌惮地从中牟取国库和人民的财富；
    《雇役法》的弊端在于原来不负担差役的女户、未成丁户都要按定额的半数交纳役钱（即所谓“助役钱）会加重一般老百姓的负担，会使那些贪官污吏，“庸钱不除，差役仍旧，使天下怨毒”；
    《均输法》“亏两税而取均输之利”的做法，不仅不能增加朝廷收入，相反为推行《均输法》而“设官置吏，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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