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有合适理由吧。
    三郎竟是“品涩居士”？老夫人及王安礼等人乍听之下，也是懵圈了，好不容易才完全消化。欣喜之余，亦与王棣一般不欲传扬此事。此时旧党执政尽废新法，一干别有用心之辈对王安石一脉可是千方百计地寻错、挑刺。王棣若是做了这出头鸟，只怕会被针对，且待时机成熟吧。
    不过，苏轼不同。
    他虽属旧党，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反对变法。
    开初，他与司马光都觉得坚守“尧舜时代”和“孔孟之道”这些祖宗之法社会就不会出乱子。
    但两人最大的区别便在于司马光纯粹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而苏轼不一样。苏轼并没有全盘否定变法，他只是对其中损害百姓利益的举措反对，甚至在后来看到了变法的成效后还拥护变法。
    也正因如此，是以元祐元年，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至此他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遂知杭州政事。
    再者，元丰七年的金陵之会，王安石与苏轼这二位文坛宗师诗酒唱和，畅游于山水间，往昔种种恩怨烟消云散——怨懑只因政见不同，对事不对人，世间好男儿，惺惺相惜，哪来的化不开的仇恨？
    况且，苏轼与王安礼素来友睦，又怎会对王棣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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