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派而未受到重视，只提出“王安石不当以一家私学，令天下学官讲解”，并不得引用王安石的《字说》，而要求用“诸家之说”，以及考试“添诗赋”，但未恢复帖经、墨义。
    简而言之，时下取士，经义、诗赋并重。
    后世的高考被形容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在王棣想来，此时的科举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想要进士中试，何其难也。
    彼时进士科取士比例极低，尤其是本朝初更是令人发指，“建隆元年，进士十九人。二年，进士十一人。三年，进士十五人。四年，进士八人。乾德二年，进士八人……八年，进士三十一人，诸科二十四人。”宋太宗即位后，开始突破一百大关，有时一科竟达到三百多人。但此时每科的取士人数还没有定制，即所谓“贡举之疏数，取士之多寡，惟上所命”。直到仁宗皇祜四年始规定：“进士限四百人，诸科勿得过其数。”嘉佑元年四月又重申：“科场取士，以皇佑四年进士限四百人，诸科毋得过其数。”当时，大约每四年开科一场，这样算来每年取进士、诸科大约各百人。宋英宗治平三年下诏：“今后宜每三年一开科场……所有礼部奏名进士以三百人为额，明经、诸科不得过进士之数。”以后遂为定制。
    啧啧啧，大宋风流，读书人若过江之鲫，每三年方取进士三百人，也难怪博览群书、才华横溢如秦观，亦不能一蹴而就。嗯，还有更倒霉的，鼎鼎大名的柳三变，四次落第，“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伤心落魄而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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