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正义》,排除经学内部的家法师说等门户之见,于众学中择优而定一尊,广采以备博览,从而结束了自西汉以来的各种纷争。是他摒弃南学与北学的地域偏见,兼容百氏,融合南北,将西汉以来的经学成果尽行保存,使前师之说不致泯灭,后代学者有所仰靠……”另一人接声叱道:“尔小小年纪妄解经义,大逆不道也。”
东汉末年战乱四起,儒家经典散佚,文理乖错。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长期分裂,经学也逐渐形成了南学、北学之争。再加上儒学内部宗派林立,各承师说,互诘不休,经学研究出现一派混乱局面。
隋唐建立以后,为了统一的封建政权的政治、思想、文化建设的需要,亟需整顿混乱的经学。
唐太宗下令召集当时一些著名的儒士共同撰修《五经正义》,因国子祭酒孔颖达年辈在先,名位独重,故由他负责此事。
贞观十六年,此书编成,后流行开来,作为科举的案本。
“当年《五经正义》编成后,唐太宗虽给予很高的评价,并欲施行,但有太学博士马嘉运撰文,驳正其失,至相讥诋。乃指出《五经正义》颇多繁杂,且有类似彼此互异、曲徇注文、杂引谶讳、甚至沿袭隋人旧说,不作甄别等问题。当时诸儒观之,虽服其精,亦称为允当,但毕竟颇有混乱之说,实难服众。因而有诏更令裁定,功未就。”
王、李二家素不对付,王桐见是李之问横加责难,正所谓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本身对《五经正义》成书始末也较了解,当即出声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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