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对王安石说的主要意思是：“大兴兵事、大兴牢狱，这是汉唐灭亡的征兆。大宋以仁厚治理天下，就是要革新弊政。而现在，朝廷在西部对西夏用兵，在东南部大兴牢狱之灾。您怎么可以不说一句话，不去制止呢？”王安石说：“大兴兵事和大兴牢狱都是吕惠卿做的，我已不在朝廷中枢，怎么好乱说？”苏轼说：“您说得对！在朝廷中枢，理当进言尽责，不在则不需进言，这是忠诚于朝廷的通行做法。但朝廷以非常的礼遇对待您，您怎么可以只以一般的忠诚对待朝廷呢？”王安石心中的英雄气蓬勃而出，大声说道：“我一定会进言！”（注3）
    王棣在此注明：无论有过怎样的误解，无论自己身处何种境遇，总是心怀天下，总是坦荡待人，这是苏轼与王安石的名士之风，也是绵亘千年、润泽至今的君子之道。
    至于王安石劝苏轼退居钟山，与他结邻而居，安度晚年。这事也是真的，只不过苏轼因在金陵求田未遂，不久即前往仪真、扬州，并买田宜兴，上表请求常州居住。苏轼在给友人腾达道的信中曾提到“某到此，时见荆公，甚喜！”
    关于这段文坛佚事，王棣详细记之，最后如此写道：“两公名贤，相逢盛地，歌咏篇章，文采风流，照千古，则江山亦为之壮色！”
    是时，王安石默然半晌，又喃喃道：“秦观？倒是素有薄名。”
    王棣心中微叹，何如既往状，睁着眼睛说瞎话：“阿公，我也知道啊，‘苏门四子’之一呀。”
    “哦，三郎

本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