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正良点点头，心有余悸地说道：“是运气好。我这个满叔，老早就听我父亲说起过。当年他才十五岁，农忙时节偷懒躲到镇上去玩耍，结果被抓了壮丁。等到家里人闻讯拿着钱去乡公所赎人，却说是被连夜送到前线打鬼子去了。然后一场雪峰会战，死的人满坑满谷。最后保长送回来个耳环，还有三块大洋的抚恤金。”
    “听我爸说，我奶奶在他后面生了四个弟弟，只活了满叔一个人。我奶奶听了老先生的话，给我满叔左耳穿了耳洞，戴了耳环，当女孩子养，说是可以躲过阎王爷的注意，这才长到十五岁。那个耳环还是我奶奶在我满叔周岁的时候找人打的，上面还刻有“德合无疆”四个字。拿到那个耳环，我奶奶当时就昏死过去，没几个月就过身了。”
    陈相军心有同戚地说道，“是啊，抗战是死了不少人。我一个舅公，从小送到庙里当和尚，三九年跟着庙里的师兄弟下山打鬼子，也死了，他那庙里，最后只剩下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师傅。”
    丘正良跟着感叹一番，然后继续说道：“改革开放后，满叔几经碾转终于找到我们。通了信我们才知道，原来当时他被炮弹震晕了，被路过的队伍抬走了，半个左耳连同那耳环就落在地上。收尸队有相熟的同乡，知道他有这个耳环，捡到后就以为我满叔被炸死，混在那堆残肢碎肉里。我满叔醒过来后，草草包扎一番就跟着那支队伍了。几经波折，还没等他来得及联系家里人，就稀里糊涂地退去了台岛。”
    “家里认为他战死的时候，我才两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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