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什么了，如果你都承认了，好象也没有什么要多说的了。”
    “我想也是。”
    我觉得我这次执行任务手腕太不高明。我显然有些冒火了。
    “别的都不要说了，你总不能一个铜板也不留就把你女人甩了啊！”
    “为什么不能？”
    “她怎么活下去呢？”
    “我已经养活她十七年了。为什么她不能换换样，自己养活自己呢？”
    “她养活不了。”
    “她不妨试一试。”
    我当然有许多话可以答辩。我可以谈妇女的经济地位，谈男人结婚以后公开或默认地承担的义务，还有许许多多别的道理，但是我认为真正重要的只有一点。
    “你还爱她不爱她了？”
    “一点儿也不爱了，”他回答。
    不论对哪方面讲，这都是一件极端严肃的事，可是他的答话却带着那么一种幸灾乐祸、厚颜无耻的劲儿；为了不笑出声来，我拼命咬住嘴唇。我一再提醒自己他的行为是可恶的。我终于激动起自己的义愤来。
    “他妈的，你得想想自己的孩子啊。他们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他们不是自己要求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如果你这样把一家人都扔了，他们就只好流浪街头了。”
    “他们已经过了不少年舒服日子了。大多数孩子都没有享过这么大的福。再说，总有人养活他们。必要的时候，麦克安德鲁夫妇可以供他们上学的。”
    “可是，你难道不喜欢他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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