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
    《滕文公下》：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淮南子》也说“民皆上丘陵，赴树木”。就可以见得当时的情形了。孟子既然是用的书说，见上节。这许多话，一定有所受之，不是随口乱道的。这许多话，却不是儒家文饰出来的；因为用不着文饰。
    禹的治水，《史记》总叙他道：“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敷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孟子》说“禹八年于外”，这些琐细的问题，且别去考据他。过家门不敢入。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与众庶稻，可种卑湿；令后稷与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和《孟子》“舜使益掌火，……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之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后稷教民稼穑，……”的说法相合。可见得当时治水，实在是禹为主而益、稷佐之。《史记·殷本纪》载《汤诰》“古禹皋陶，旧劳于外，”大概皋陶和益，是父子继业的。至于治水的法子，大概是疏导诸水，使之各有去路。当时江淮两流域的水，本来都是相通的，就其天然的趋势，叫小水归入大水，大水东流入海，那么，江、淮、河、济四水，就是诸水的纲领，所以这四条水，就唤做四渎。《风俗通·山泽》引《尚书大传》：“江、淮、河、济为四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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