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批评注释两种，才有所附丽，其间有主从的关系。
    历史书所纪载的事实，从前的人，把他分做（一）治乱兴亡，（二）典章制度两大类。参看《文献通考》序。这两个名词，不甚妥当，但是一时没有适当的名词，姑且沿用他，我以为前一类可称为“动的史实”，后一类可称为“静的史实”。正史中的“纪”、“传”，是记前一类事实的；“志”是记后一类事实的；二者又皆可出之以“表”，以图减省；所以正史可称为“纪传表志体”。各种历史，要算这一种的体例，最为完全。所以从前把他立于学官，算做正史。编年和纪事本末，是专记前一类的事实。政书是专记后一类的事实。从研究上说，编年体最便于“通览一时代的大势”；纪事本末体，最便于“钩稽一事的始末”；典章制度一类的事实，尤贵乎“观其会通”；所以正史、编年、纪事本末、政书这四种书在研究上都是最紧要的：因其都能“网罗完备”，而且都有一个“条理系统”。其余的书，只记一部分的事实，或者是许多零碎的事实。只可称为“未经编纂的史材”，专门研究，都是很有用的，初学暂可从缓。
    我们中国是个文明开化极早之国，历史一类的书，真是汗牛充栋；其余各种材料，却也不少；譬如钟鼎碑刻和其余各种古器物，都有合于前说的古物一类。各地方特别的风俗，特别的方言，都有合于前说的风俗习惯、典章制度一类。可惜科学不甚发达，没有能够把他严密整理罢了。这就是今后学者的责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