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了老板的旨意主动作了让步,终于答应了赔偿。只是他不说赔偿,而说是“扰民费”。红房子的人不会玩文字游戏,只知道实打实,给钱就行,倒不在乎叫什么费。最后敲定的扰民费如果红房子的十六户人家平分正好是钱嫂先前所预期的数。在海明娘看来这个数字委实不少,况且海明娘打这场官司的初衷无非是要出口气,并不想指着这事发财,更不想借此把对方整垮掉,就想借坡下驴,圆满地了结此事。钱嫂家的那件皮衣此时已在她女儿的衣柜里找到了,对这幢房子的一腔怨气顿时化作了对扰民费的强烈渴望——如果能拿到赔偿,除去装电话的费用,她还能净得两千元——所以钱嫂自然也希望能尽早达成协议。可是阿昌却有不同的意见,当着包工头的面表示了对五千元赔偿的不屑。海明娘不愿意在外人的面前暴露自己内部的分歧,就跟包工头说我们回去商量商量再作答复,领着阿昌和钱嫂返回了红房子。
商量的结果未能像海明娘所预想的那样很快取得一致,反倒又商量出了许多新的分歧。阿昌串联了一二楼的住户坚决不同意就此跟对方达成协议,提出至少要对方将许诺的赔偿金额再翻上一番;还有人甚至提出扰民费不能按户平分,而应该根据被遮挡和受侵扰的程度以及对此事的贡献大小合理分配。此议一出,原本众志成城的红房子居民立即分崩离析——被遮挡和受侵扰的程度量化起来已经十分难缠,贡献大小更加无从考核,虽然在海明娘的努力调停下,最终否决了那个费力不讨好的“按劳分配”的动议,但是红房子居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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