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他说：“很多人说，大卫·哈维是一位执着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我认为有必要纠正一下，这里所谓执着，我认为不是说信仰，而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我一直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施用于全世界，面对各种问题，无往不通。所以，回到刚才那位先生的问题上，我的回答是，中国并没有任何特殊性。因为你们也开汽车，也有银行，也有酒店，也有工厂。它们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怎么工作的？这些是同一种资本发展的不同方式，本质的逻辑是一样的。”
    当傅松给哈维翻译完后，不得不佩服他理论运用的扎实性与熟练性，更对他演讲的艺术性而击节叹赏。
    刚才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在场的人都知道，傅松相信哈维更清楚，他整个回答只字不提主管看法，却用《资本论》的理论，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中国没有任何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