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质，同时也依赖法令的完善和执行时的严驰与否。由于元朝统治者固有的民族偏见，他们均从民族特权和严加防范的基本政策出发，使蒙古人、色目人占据各地要津，然而他们中很大部分人不熟汉语，不通文墨，多靠差印、画押来处理公务。因此愈是缺少文化的权贵愈易腐败，特别是到元朝后期，贪污横行，民间歌谣称:“奉使来时惊天动地，奉使去时乌天黑地，官吏都欢天喜地，百姓却啼天哭地”；“官吏黑漆皮灯笼，奉使来时添一重。”加之成宗后，皇帝更换频繁，宫廷内部争斗不断，厚赐诸王、滥发纸币，又使财政枯竭，正如至顺元年七月中书省臣言:“近岁帑廪虚空，其费有五:曰赏赐，曰作佛事，曰创置衙门，曰滥冒支请，曰续增卫士鹰坊。”时人针砭时弊地指出:“今天下郡邑被灾者众，国家经费若此之繁，帑藏空虚，生民凋瘵，此政更新百废之时。宜遵世祖成宪，汰冗滥蚕食之人，罢土木不急之役，事有不便者，咸厘正之。如此，则天灾可弭，祯祥可致。不然，将恐因循苟且，其弊渐深，治乱之由，自此而分矣。”但这时的朝廷已是腐败至极，从各地征来作为军需的物资，贪官从中渔猎。
    统治阶级内部权贵的极端奢侈腐朽和矛盾重重，使各族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固然激起人民的强烈不满，因而一旦时机成熟或反抗组织出现，便形成燎原之势的反抗运动。
    乌撒、乌蒙、东川、芒部、罗罗斯均为彝族土官统治地区，由禄余和撒加伯领导并涉及乌蒙、东川等地的彝族起义，表面上是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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