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乐、胡服受到青睐，唐代文学有许多描写波斯文化的诗句。
    元明时期，宋代中断的陆上丝绸之路再次勃兴，东西方交通臻于鼎盛。中国与波斯的交往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元朝与统治波斯的伊尔汗国是宗属关系。合赞汗时期，伊尔汗国的驿道直通中土。《金史》有云：“天下会于一，驿道往来，视为东西州矣。”伊尔汗国统治者皆获得元帝册封，元朝赐之以篆有“辅国安民之宝”的汉字宝印。伊尔汗国奉元帝为宗主，对元朝遣使不辍。
    与唐宋时期相比，元明时期的中国与波斯在文化方面的交往更为深入，其中中医、陶瓷、绘画等对波斯影响甚大。早在10世纪，阿维森纳的《医典》就介绍了中医的脉学，拉施特的《中国药学》收录了中国《千金要方》《外台秘要》《苏沈良方》等。当代伊朗裔学者玛扎海里认为，波斯医学的药剂半数来自中国。旭烈兀曾从中国招募1000余名工匠，在波斯烧制瓷器、绘画，营造中式建筑。中国画与波斯绘画逐渐融合，波斯细密画由此产生；中国的缝纫技术、服饰、衣橱等在波斯也十分流行。
    波斯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同样引人注目。郭守敬在研定《授时历》时就参考了波斯天文学家扎马鲁丁的《万年历》。15世纪前后，波斯著名诗人萨迪的名篇《蔷薇园》《果园》传入，并流传至今。元明两朝分别设立回回国子学、四夷馆培养波斯语翻译人才。波斯语在元代是除汉语、蒙古语之外的第三种官方语言。可以说，波斯语是古代除梵语之外影响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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