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受不了了，打算去广州找个工作和郎冬呆在一起。可郎冬说他随时都可能被老板派去其他地方，不想我跟着受苦，让我就在上海等他。好吧，我等。
    等来等去又是一年多。那年春节前我没理老妈催命一样催我回家的的念叨，守在上海苦等郎冬。我骗他说自己回老家了，其实是想给他一个惊喜，没想到惊喜最后变成了惊吓，没有吓到郎冬，是吓到了我自己。
    让我来回放当时的场景吧：傍晚时分我给郎冬打电话，他说话支支吾吾的，电话里头隐约还有机场的广播声，几分钟后再打过去就关机了。我在屋里咬着嘴唇想了一小会儿，跳起来戴上围巾套上靴子就出了门。
    不知道该感谢还是嘲笑自己的直觉，我在虹桥机场的国内出口等来了郎冬，乱麻麻的人群里这家伙还真是出挑，脸上笑得无比春光灿烂，不过他不是对我笑，他是对着他肩上粘着的一个美人笑。
    我瞬间傻了，傻傻地站在那里，好像候机楼的灯光突然暗下来一样，什么也看不清，脑袋里嗡嗡乱响，一颗心像煎过头的蛋饼一样吱吱啦啦冒着怪味儿，全糊了，全乱套了。
    我抖抖索索地跟在郎冬后面一直到他们排队上了出租。夜晚九点，下雪了，雪花飘到脸上溶化以后，和眼泪混在一起，被北风一吹，冰凉冰凉的。
    回到家我把郎冬的东西找出来全扔了。我边扔边哭，把他两年前过生日时送的诺基亚也砸墙上砸得稀烂，三千块的手机，砸得我心疼死了，不过也解气，要不砸这玩意儿估计我得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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