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的城市有五个，而十万到二十万贯的城市超过二十个。大宋有三千多个城镇，如果平均每个城镇每年收入商税一万贯，那就是三千万贯，已经超过了田赋收入。
    很明显，把思路改一下，把目光调换一下，大宋增赋的目标应该是城市，是除农业以外的以工商业为主的其它行业，是商税，朝廷只要把财经制度变革的方向引向城市、工商业和商税，那么增赋不但可以成为现实，有效缓解财政危机，还可以缓和各种社会矛盾，稳定国祚，富国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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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直昌的变革思路当即引起了激烈争论。
    争论的焦点还是一如既往，抑兼并还是不抑兼并，采用放任自由的经济模式还是国家垄断的经济模式。
    范直昌是元佑党人的后代，是范仲淹的孙子，范家有两个著名的元佑党人范纯仁、范纯礼，而范直昌这个变革策略恰好就是地地道道的旧党策略，只不过他比旧党更为激进，他采用了更为大胆的方式，进一步扩大了经济的放任自由，坚定地高举着“不抑兼并”的大旗阔步前进。
    当今朝堂上，无论是虎烈人还是大宋人，都是变革派，或多或少受到了王安石变法理论的影响，尤其是李复，新关学的变革理论就直接吸收了新学的变革理论，而推动这一变革理论出现的则是赵明诚。范直昌的这个变革思路，明显就违背了新关学的变革理论和朝廷的变革策略，所以李复和赵明诚的激烈反对也就不以为奇了。
    从当今形势来说，朝廷需要钱财，需要大量的钱财，而增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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