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韩琦、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发起了庆历变法，而荆公也由此产生了变法强国的想法。”
    “记得当时荆公写了一份奏章《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在这份奏章里，他虽然没有提出具体的变法措施，但他明确指出了当时国政和社会危机的严重性，变法的必要和变法的基本原则。他认为当时的危机是‘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是以变法势在必行。他认为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而关键在于增加财力。他后来推行的一系列变法措施都是以此为目标。”
    “为说明变法的合理性，荆公提出了‘权时之变’的‘先王之政’说。”
    “所谓权时之变，就是根据时代变化而修正先王之礼法，这是先王礼法中原有之意，而先王之政在则于运用礼治与法治两种手段治国，缺一不可，但是先王所用礼法都是根据当时需要制定的，随着时代的变化，礼法也会产生弊端，不合时世，后人应当‘讲先王之意，以合当时之变’。如果不敢逾越古人一步，以为这样就是遵从古人礼法，那就错了，恰恰背离了先王之政。”
    “汤、武生于桀、纣之世，如果‘暗于君臣之常义，而不达于时事之权变’，哪里有所谓的汤、武？孔子同样‘有时而用权’，如果孔子只知固守常礼而不知权时而变，哪里有所谓的孔子？圣人为政之道，在于审时度势，根据时代需要制定礼和法，这恰恰是遵先王之道、合先王之政。”
    “由此可见看到，文荆公所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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